音乐，从它诞生的原始时代开始，就对社会、对人发生影响；音乐，从它诞生的时代开始，大众就觉悟到它有一种无形的灵魂力量，时时刻刻都在对社会、对人产生着影响。

人类的音乐艺术，之因此能从远古纯朴的原始歌唱，提高到今天音乐舞台和传播媒体上的五彩缤纷、壮丽伟大，是与音乐社会功能影响的客观存在和大众对它不断加深的美学认识分不开的。

早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孔子就严肃地断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他深刻地感受到，高尚音乐对健壮的社会风气的引导、对人道德素质的培养、对社会陈规陋习的改变，都有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汉初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也肯定了音乐对人产生影响的重要社会功能：“教之以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西汉的司马迁认为：“夫治民族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历朝历代的中国文大众，对音乐本质的认识不谋而合：音乐，影响于社会、影响于人。而他们梦寐以求之的那种“琴音调，而天下治”和“鸣琴而治”的政治理想，就是基于他们对音乐社会功能沦肌浃髓的领悟——虽然他们的这种理想在当时毕竟是幻想。

公元前５世纪左右，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们，也观察和注意到了音乐的“净化”影响。按哲学家们的解释，这种“净化”，就是对人的社会行为的“净化”，这种“净化”的经过，就是用音乐来教育人的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德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非常注重音乐的社会影响，他说：“音乐是道德胚胎的源泉。”１８世纪以后，出自于欧洲音乐大师们有关音乐社会功能的言论就更多、更具体了；贝多芬说：“音乐当使人类灵魂爆出火花。”门德尔松说：“音乐则用胜过文字的千百种美妙的事物来充实我们的心灵。”舒曼在评价肖邦时也说：“肖邦的作品好比是一门门隐藏在花丛里面的大炮。”而肖邦自己是这样说的：“我愿意高唱出一切为愤怒的、奔放的情感所激发的声音，使我的作品——至少我的作品的一部分——能够成为约翰苏比耶斯基的部队所唱的战歌，战歌虽已成绝响，但它的回声仍将荡漾在多瑙河的两岸。”李斯特更是在激情满怀中倾诉音乐社会功能，音乐“是具体化的、可以感觉得到的我们心灵的实质。它可以感觉得到地渗入我们的内心，像箭一样，像朝露一样，像大气一样渗人我们的内心；它充实了我们的心灵”。

对音乐本质、音乐社会功能深刻而准确的认识，是人类想法史、美学史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而在中国，则成为了每一个音乐家从事音乐文化活动的美学想法基础和中国音乐艺术得以提高的动力源泉。

音乐具有对人道德、灵魂、情操的影响功能。杰出的音乐也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灵魂的象征和标志。音乐对人的影响，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表现表式。在和平年代，音乐更多地是以娱乐的形式，表现出对人道德、灵魂、情操的潜移默化影响；而在战争年代，在民族存亡、民族安危的时刻，音乐会以号角式的呼唤鼓舞人心并直接影响于人的灵魂。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体现着先进文化提高进程的中国音乐，永远都以音乐中的崇高灵魂塑造人，永远都以杰出的音乐作品鼓舞人。

２０世纪以来，在中国的社会提高进程中，配合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需要，音乐的社会功能也得到了充分地展现。聂耳、冼星海、张曙、任光等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们遵循着音乐社会功能会能动地影响于社会操作的客观规律，用音乐为武器，为争取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音乐文化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突飞猛进地提高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和规模，在治国安邦、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提高的各方面，新中国的音乐文化对社会提高的积极影响和影响更是有目共睹。而在改革开放的２０多年中，新中国的音乐文化，又进入了一个更加繁盛和兴旺的新时期，无数杰出的音乐作品，讴歌着我们这个变革的、腾飞的时代，鼓舞着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